于吉科，男，1976年9月出生，199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2001年7月參加工作。曾任山東省萊陽市呂格莊鎮團委副書記；呂格莊鎮黨委組織委員；羊郡鎮黨委委員、副鎮長；照旺莊鎮黨委副書記；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平山鄉黨委書記；赫章縣人民政府副縣長；赫章縣委常委、河鎮鄉黨委書記；畢節市科學技術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2023年3月，于吉科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畢節市紀委監委立案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2023年9月，于吉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2024年8月，于吉科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七十萬元。
于吉科出生于山東萊陽一個普通家庭，從小學習成績較好，進取心較強。2001年，他在萊陽市呂格莊鎮團委參加工作，因吃苦耐勞、認真負責，很快被組織提拔為鎮黨委組織委員，后又先后擔任羊郡鎮黨委委員、副鎮長，照旺莊鎮黨委副書記。
2012年，貴州省畢節市實施“人才強市”策略，向全國各地引進人才。于吉科分析認為，這可能是仕途成長的一條“快車道”，決定報名參加，并被任命為畢節市赫章縣平山鄉黨委書記。于吉科本應以此為契機，以個人才干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一番貢獻，實現人生抱負，但他認知出現偏差，把跨省調動當作跳板、當作撈取“政治資本”的途徑，一門心思想著五年期滿后可以“功成名就”回到山東再升一級。在錯誤思想支配下，于吉科政績觀異化，對工作急功近利、造勢作秀，利令智昏、破紀違法，直至跌入腐敗深淵。
心理失衡，腐化變質逐名利
參加工作之初，于吉科兢兢業業。在山東工作時，為保住群眾2000畝的櫻桃種植基地，他一人半夜騎摩托車行駛20多里，和群眾一起在大雨中挖了五個小時的排水溝。但隨著職務升遷，他的內心開始浮躁不安，逐漸放松了政治學習和黨性錘煉，理想信念滑坡，進而腐化變質。“自己多年的所謂學習，實質上只是在走形式……只是走走過場，擺擺形式，讀讀而已，沒有真心地學習，更沒有入腦入心。”于吉科懺悔說。
據于吉科交代，他從小到大凡事都要強，參加工作后一門心思想當“一把手”。被提拔為鎮黨委班子成員后，他對公款吃喝、吃請送禮、公車私用等事情習以為常，漸漸被各種歪風邪氣浸染，失去定力，覺得“官做得越大車配得就越好，送禮的人就越多”，在工作中沉迷于掌握權力帶來的精神和物質享受，這為他后來的腐化埋下了禍根。
交流到貴州后，于吉科作為畢節市“人才強市”引進的緊急稀缺人才，組織上對其寄予厚望，先后提拔其擔任赫章縣平山鄉黨委書記、副縣長、縣委常委等職務。在脫貧攻堅關鍵時期，組織上再次委以重任，調整已任縣委常委的于吉科兼任河鎮鄉黨委書記。
河鎮鄉曾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作為該鄉“一把手”，于吉科理應肩負使命、主動作為。但潛意識里，他對組織的關心培養當作理所應當，將交流、提拔歸功于“個人能力強，是自己應得的”，對自己不能按預期調回山東心生怨念。
返鄉不成的于吉科開始放縱自我，當山東的親朋好友來到貴州游玩時，為了彰顯自己的“實力”，于吉科安排喝高檔酒，如果是重要客人，走時還要帶上幾瓶好酒或名貴土特產。隨著開銷越來越大，為填補“窟窿”，他只得把費用轉嫁給管理服務對象，讓得到過自己“關照”的老板來買單。
不正常的吃喝交往，大多會由風及腐。于吉科在吃喝玩樂中看到身邊開豪車、住豪宅、出手闊綽的老板揮金如土，心理逐漸失衡，一步步突破紀法底線，最終三觀崩塌，廉潔失守，走向腐化墮落。
“辛苦工作近二十年，能讓企業老板拿到上千萬元的項目，自己卻連幾十萬元錢的購房首付款也拿不出來，感到委屈。”在這種錯誤思想驅使下，于吉科開始收受大額賄賂。2016年，于吉科與妻子商量購買一輛汽車，但自己的存款無法買到“心儀”的好車，加之當時妻子懷上二胎，父母要來城里照顧，兩居室擠不下一大家人。在“還不如想辦法搞一筆錢，辭職算了”的荒唐念頭影響下，于吉科以急需用錢為由，向自己認識多年、同樣來自山東萊陽的商人于某某索要人民幣167萬元，用作購買房屋的首付款和購車款。
從剛參加工作時每個月725元的工資一家三口用，到后來喝一瓶酒就是幾千元錢、吃一頓飯就要上萬元錢；從最初騎摩托車、坐公交車上班也不覺苦，一家人擠在小屋子中也其樂融融，到后來為追求名車豪宅不惜以權斂財、中飽私囊……于吉科的初心漸漸被蠶食殆盡，在違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政績觀錯位，謀求提拔亂作為
從近年來查辦的案件看，有的領導干部不注重做事而喜歡作秀，不想“造福一方”只為“造勢一時”，熱衷于打造領導“可視范圍”內的項目工程。種種錯誤行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政績觀錯位、責任感缺失，“為民干事”想得少、“為己做官”謀得多。于吉科就是一個典型。
“每一件事情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慮，都是為了體現政績、得到提拔。”于吉科說，到貴州工作后他并沒有站在地方黨委政府的角度來思考自己的職責定位，而是從頭到尾都在將自己能否在仕途上得到提拔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標準。
樹牢正確政績觀，要先有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和事業觀。但搞不清“政績觀為誰而樹”的于吉科把干事和個人名利捆綁在一起，產生了投機心理，對待工作不再真抓實干，而是為拿出政績“造勢作秀”，大搞形象工程、形式主義。
一份材料記錄了1985年河鎮鄉海雀村的貧困：一家4口人，只有3個碗，吃了上頓沒下頓。海雀村備受各級各部門關心關注，上級領導經常來該村調研指導，于吉科便在從縣城到海雀村必經的沿線路段做起了“文章”。“第一次到這個地方來，第一感覺就是一定要把這條路沿線打造出亮點，讓領導看得見。”于吉科回憶道。
2017年3月，河鎮鄉實施退耕還林、荒山綠化工程項目，這本是惠及群眾、利在千秋的好事，但于吉科想的不是如何讓項目成果和群眾利益最大化，而是琢磨著如何把它打造成一個“亮點工程”，讓領導看到這片綠化林。他不顧其他鄉黨委班子成員反對，直接安排鄉林業站實施該項目，在已經種植紅豆杉的沿線山坡上，再次大肆安排栽種北海道黃楊等高大喬木，造成重復造林上千畝。于吉科認為，紅豆杉成活率很高，但眼下只有二三十公分高，要見到效果需要很長時間；北海道黃楊長得快，屬于高大的喬木，兩三年后當地的森林覆蓋率就會有很大的提升，能讓領導快速看到當地生態的變化。但由于違背自然規律，最終，重復栽種的喬木存活率低、長勢很差，造成了國家資源、資金的浪費。
違背自然規律重復造林造成的嚴重損失并未讓于吉科醒悟，其思想極度麻痹，每時每刻想著表演給上級領導看，并且一意孤行大搞“一言堂”。“覺得自己就是‘一把手’，就得說了算，聽不進別人反對意見。”“時間長了身邊的干部職工都知道我的脾氣，霸道。”于吉科說。
于吉科不顧當地實際，急功近利，在實施項目中蠻干亂干，盲目上項目，一味追求“短平快”，造成國家資金嚴重損失。
“能不能找到合適的帶頭人沒去想，只想引起領導注意。”為了出“政績”，于吉科在沒有深入調研了解的情況下，僅靠拍腦袋決策，就安排編制了河鎮鄉某發展基金種植香菇項目實施方案，提出用致富帶頭人來實施香菇種植項目，最終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帶頭人”，未通過相關部門審批，導致項目停滯，無法實施。
為了讓該項目盡快實施，成為上級領導來調研時可以看到的“亮點”，于吉科又在鄉黨委班子會上不顧其他成員反對，一人拍板改用“合作社+企業”的方式種植香菇，在修改方案未報批的情況下，與某公司簽訂協議實施項目，最終項目失敗，造成重大資金損失。這些所謂的“大手筆”最終都成了“大敗筆”。
“想盡快出效果、出成果，干什么都是全縣最大、全市最大，甚至考慮全省最大，能得到提拔就行。”直到鋃鐺入獄，悔恨交加的于吉科才幡然醒悟，“自己的政績觀錯了……”
作為跨省交流的干部，當地干部群眾對于吉科寄予厚望，期待他帶領大家走好致富路，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但被權欲沖昏了頭腦的于吉科將個人利益置于黨和人民利益之上，一次次辜負組織信任、人民期待，最終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親清不分，大肆斂財陷深淵
親而有度、清而有為是政商交往的基本要求，黨員干部如果厘不清政商關系，親清不分，貪婪僥幸，終將難逃紀法嚴懲。于吉科步入領導崗位后貪欲迅速膨脹，既想當官又想發財，急于將手中的權力變現“給自己留后路”。
“從來就沒有想跟他們搞‘清’，就是想搞不‘清’，搞不‘清’我才有好處，渾水才好摸魚。”“他們對你好是因為你手里有權力，而不是真的對你好。”于吉科在懺悔時表示，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其與商人老板交往的實質就是權錢交易。
剛到貴州工作不久，于某某就開始給于吉科送“生活費”，每次數額2000元至5000元不等。很快于某某就成了于吉科不遺余力培植的“跟班”和“錢袋子”。于吉科認為于某某是“山東老鄉”靠得住，在畢節是“外地老板”能拿捏，遂利用職務便利為于某某在工程承攬、項目推進、資金撥付等方面提供幫助，搞利益勾兌。
為了讓手中權力通過于某某“安全”變現，于吉科分管的項目都想著法子、變著花樣送給于某某做。在于吉科的關照下，于某某順利獲得多個工程項目。于吉科多次接受于某某的行賄并向其索賄數百萬元，僅2018年至2019年一年間，于吉科就以幫助他人解決公司資金周轉困難為由，先后4次向于某某索賄500余萬元。
“彼此相互利用，對方肯定不會出賣自己，組織發現不了，不會出事情。”直到最后一刻，于吉科還抱著僥幸心理。然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在紀法問題上犯糊涂、存僥幸，必將栽跟頭。
除了固定的“錢袋子”于某某，于吉科還在工作中主動與企業主拉關系，對行賄者來者不拒，瘋狂斂財。“今天得不到好處，未來他也會感謝我，所以要讓管理服務對象知道這個項目是我給的。”于吉科交代，自己對待企業主“親”，目的不是幫助解決企業發展困難，而是希望企業主未來能夠回報自己。
經查，2016年至2020年間，于吉科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于某某、朱某某等7人在工程項目推進、工程款撥付等方面謀取利益，收受7人所送財物折合人民幣900余萬元。
“作為企業家，一個項目失敗了可以重新再做，但是作為黨員干部……清白才是最大的資本。”從組織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淪落為階下囚，于吉科屢屢流下悔恨的淚水，但悔之晚矣。